战洋 童小溪 :“城中村”与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道路

admin 名人娱乐 2019-09-11 15:07:44 4979

   内容提要:在中国超大城市的内部和周边,存在数以百计的城中村。一般看来,城中村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题,是城市化要消化和消灭的那部分。而事实上,如果跳脱线性发展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会发现,城中村本身就是带着农民特色的城市化进程,而这一进程,服务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参与全球市场提供了保障。概而言之,城中村的现实,让我们发现中国语境下的多重二律背反:其一,农民成为城市化的主体,发展出来了以土地而非资本为核心的封闭性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种反资本而不反市场的城市化。其二,这种抑制大资本的城市化,却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相反,它使得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更快更好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关 键 词:城市化 城中村 生产和消费 农民工

  

   2015年年初,天气还没有转暖,北京五六环之间的魏家村①里,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拆房和建房施工。800米的主路上,11个施工工地在紧张运转着。村里6400平方米的居住区里,则有25个类似规模的工地正在开工或即将开工。所有的工地,都在生产着消费空间。大部分的建筑,会变成标准配置的二层公寓,出租给外来打工者。少部分的建筑,会变成门面房,出租给餐馆、发廊和超市。而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北五环内的三平村里,所剩无几的几间老瓦房也将被拆掉,代之而起的也将是砖混建筑,二层乃至三层的公寓。

   魏家村和三平村都是北京市内典型的城中村,分别容纳了四万左右的外来务工者。新一轮拆建之后,村里能容纳的外来人口还会更多,而房租也将增长大约20%。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进城,模糊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界限,使得学者们开始讨论劳动者主体性的转换和生产问题。②那么,城中村的存在,也以类似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城市变迁实际上打破了城市与乡村这对二元对立,在空间上实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辩证的生产。这就召唤学者反思线性发展主义的城市化理论框架。而将城中村诉诸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则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入口。

   目前,以城中村为对象的研究已经为数不少。一部分学者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入手,着眼于城中村缺乏市政投入、公共设施差、低收入群体聚集等特点,认为这种空间是“城市角落”、③“城市牛皮癣”,是“脏乱差”的类贫民窟。概而言之,就是把城中村看作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反题,认为城中村不够城市化,必将或必须被城市化。而另一类学者则从乡村发展的角度入手,认为城中村的村民,被裹挟进了城市化的洪流,就连村庄本身也将走向终结,而城中村则是这个过程的中间环节。④上述两种观点都建立在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上,将农村看作是城市化的和现代性要克服的对象。相应也把农民看作是被动、弱小和消极的力量。第三类学者则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外来打工者的身上,试图将城中村作为中国制度和文化的结构性产物,重视探讨在市场化条件下,城中村中持续生产和重构的社会关系、生活伦理和主体性。⑤显然,城中村的存在,不仅仅关系到中国当代城市和乡村空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更关系到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空间层面上如何组织。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线性的发展主义的分析框架,将中国的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就不难看出,城中村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栖身之所,它非但不是城市化要消除的对象,反而是中国近20年来快速城市化的必要条件。其一,使外来人口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从农民到“打工者”的身份转变;其二,作为廉价而全面的劳动力再生产空间,保障了中国劳动力的低价。这不仅让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楼堂会所、高尚小区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转成为可能,也为众多的非正规经济及本土经济模式提供了保障。

   通过对北京周边多个城中村的田野调查,⑥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制度层面谈论发生在城中村的由农民主导的另类城市化进程,其任务有三个层面。首先,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分离入手,提出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道路的理论问题,并且将城中村问题乃至中国城市化问题嵌入到全球经济的生产和消费的双重逻辑中去讨论。随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分离的历史和制度框架之内,探讨在城中村内部发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的特点,并讨论这种以土地特权为基础的封闭式城市化是如何可能的。最后,讨论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封闭式的城市化,是如何作为阶级性的生活空间存在的,而这种阶级性的空间,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的中国式反题:马克思、毛泽东和费孝通

   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对理论上的孪生兄弟,在现实中降生之后,步调往往很难协调。因为究其本质,工业化和城市化,分别大致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它们之间虽然有着非常紧密的递进关系,也同时存在紧张关系。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可以被看作是相互关联的独立命题,或同一个命题的不同侧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中,特别是近3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往往不那么和谐同步,反而充满了倒错和矛盾。譬如,近30年来的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经验,就提醒我们,可能存在一种超前的城市化,这种去工业化的,以负债和过度消费为特征的城市化,可以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拉美经验引起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警惕,⑩然而,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应该能够发现,中国和拉美国家走的是迥异的道路。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但是,从1949年以来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在治理逻辑层面,始终存在一条促进工业化而限制城市化的线索。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采取的就是生产扩张而消费紧缩的模式。对应于空间生产,就是强调工业化而限制城市化。1949年以后迅速的工业化,在最初引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入城市。然而,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开始发出最初的盲流预警信号: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1953年4月17日,中央下达《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和1957年3月2日,周恩来又两次签署了阻止农民外流的指示。1957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些“指示”,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措施开始升级。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在1958年达到了极致。当年的“大跃进”,其实质可以被看做是工业化的一次极端尝试。为了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不仅以公社为单位的农业生产集体开始从事工业生产,当时城市中的工矿企业、商业和事业单位,曾经大量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同年1月,中央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从立法程序上正式建立了中国的城乡隔离制度,这意味着对城市化的限制也发展到了高潮。

   从毛泽东到费孝通,都在倡导农民和农业的就地工业化转移,倡导农民从农业生产的主体转变为工业生产的主体,倡导一种与城市化进程分离的工业化。这种促进工业化、抑制城市化的思路,是以城乡分治为保障的。具体来说,是以户口制度、村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的。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确保农民在参与工业生产的同时,依旧嵌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村籍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则意图发挥农民集体的力量,减少国家的干预,为工业化提供有利环境。

  

二、身份特权、封闭性和城中村的市场

   城中村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分离的困境和城乡分治的尴尬,是夹缝中的特殊产物。在户口制度、农村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周边的农民,以自己的资金和土地资源,完成了从生产性的空间到消费性空间的再造,积极地投入到以“瓦片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自发城市化的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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