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文学史传统与大学文学教育

admin 百盛娱乐 2019-09-11 15:07:43 4796

  

一、从“学术史”到“教育史”

   不过,同样是在学术史思路上的推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却与1998年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与胡适之为中心》有较大差别,关键之一是“教育史”视野的介入。作为陈平原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核心着眼点是“学术”,其主体认同在“学人”。在探究从晚清到五四学术范式的转换时,它关注的是以章太炎和胡适之为中心的两代“学者”的学术理路、治学路径和人格形态。而这种学人实践依托怎样的制度形态得以实施,并未成为全书的重心,只有“官学与私学”一章涉及相关问题。显然,从一种知识社会学或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关注点是“知识”与“主体”的关系,较少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或“体制”的层面,而主要是在考辩知识者的具体治学路径和内在主体诉求。从这一角度,《现代学术之建立》的最后一章落在“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似乎并非偶然。

  

二、“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史”

   陈平原的文学史研究不仅从学术史角度关注人们常常谈论的文学史著述与诸专业领域的研究进展,更着意强调的是,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与之关联的著述形态和知识体系,文学史完全是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产物。其历史起点是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确立了“中国文学门”这一科目,并提示课程讲授的具体样板——“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自此,文学史的撰述和讲授成了现代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第一章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可以说,没有西式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就不会出现。因此,断言“文学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学教育的展开”,并非耸人听闻,不过指出了人们早就视而不见、习而不察的“体制性场址”而已。陈平原曾以鲁迅为例,解释为什么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而终未完成,主要即因为晚年鲁迅并不以在大学“教书”为主要职业,因此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迫切的现实需求来完成这部文学史(《第七章 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这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是与他的大学教育生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大学教育生涯塑造了作为学者的鲁迅。从写作者与教育体制的关系角度所描画的这幅鲁迅肖像说明:纳入“教育史”的分析视野,对研究文学史而言,并不是分析一般所说的“外部因素”,而是考察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力量。

   从教育体制入手来考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这一基本思路大致形成于陈平原主攻学术史研究的同一时期,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最早在1996年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一文中,他就提出,要理解百年来的文学史建设,“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可视为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实践。最早完成的是1993年发表于《学人》杂志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而全书的开篇之作《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勾勒文学史如何伴随新的西式教育体制而确立,则完成于1998年。写作时间最近的三篇,《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考察1950-1960年代冷战格局中的三所大学(北大、台大、港中大)如何理解“中文系”的定位、课程设计如何体现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不同历史处境中教授们的教学活动与思想情怀,此文完成于2014年;《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考察1940-1980年代“北大中文系四老”(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基于不同的治学路径与回应时代风云的方式所作的学术选择,完成于2015年;2016年发表的《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则返回清末民初之际,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林纾与新式学堂北京大学的纠葛。全书写作时间前后跨度20余年,绵延时间之长,足见这一议题对陈平原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强调教育史的视野,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史建设过程中学人著述与各文体领域的专业研究进展的重要性,后两者事实上构成了全书的两大板块。关键差别是,将文学史的教学、著述和研究等知识实践“还原”到大学教育体制这一“制度性场址”的具体空间场景中,从而呈现出了文学史从学科建立、课程设计、课堂讲授、教师主体与专业知识发展这一“立体”且密不可分的完整过程。也可以说,只有在教育史的视野中,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的确立、实践、传播与再生产的整体面貌才能得到全面勾勒。仅瞩目于教授们的研究著述,或关注各文体领域的研究进展,则意味着仍旧在受到教育体制限定的专业领域“里面”谈论问题。只有跳出特定的学科和知识限制,不仅关注具体的专业知识实践者及其内容,也关注其得以制度化的时代背景、体制性构建及其参与意识形态构建的方式,才能把握“文学史”之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生产全貌;进而,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参照视野中,对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教育史视野的介入,也赋予学人研究和专业研究进展以不同的观照角度。比如,本书探讨的三个学人个案(黄人的大辞典编纂、林纾的古人传授和鲁迅的文学史写作)及“北大中文系四老”的治学路径,由于纳入了教育体制与时代变迁的广阔视野,因此相关的探讨就不局限于“学人”主体这一层面,而同时关注教育体制的古今转换、教育体制与知识生产的彼此塑造关系、意识形态的时代风云等对学人的影响。由此,学者与教育体制的复杂关系,并没有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与制度、学术与政治等的二元对立,而凸显了大学教职既是限制性也是生产性的作用,以及前辈学人既作为“学者”也作为“教育者”的精神面貌与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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