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

admin 鑫鼎娱乐 2019-09-03 20:43:02 4288

   自1958年《两种自由的概念》发表以来,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论述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伯林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尤其在1969版《自由四论》的导论中)。虽然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丰富而复杂,但“提倡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仍然是一种对伯林自由观最流行的见解。本文试图澄清,这种流行意见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实际上,伯林对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只是他探讨自由问题的“入口”,其目的也不是要标举消极自由、诋毁积极自由,而是为了阐述两个核心论旨:一是限制对自由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试图对自由概念作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一是揭示对自由的误解、扭曲和滥用在社会政治中的危险和灾难。本文将依据伯林的文本(并参考相关的研究)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阐释其思想内涵,并注重澄清常见的误解和疑惑。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要点。

  

一、两种自由概念的重构

  

   那么,如何才能恰当地阐明伯林所称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无论是伯林自己的阐述还是学者们的各种评论,似乎都还未能提出任何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表达。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可能的解说方式,它本身并不完善,也未必优于其他学者的阐述,但有助于澄清和归纳伯林意欲阐明的两种自由之间的几项主要的区别。我们的解说方式借助了麦卡勒姆的论证框架和其中的三个变量。

   首先,变量X是指行为主体(个体或群体)。在积极自由的概念中,X常常是一个二元分裂的主体:一面是“真实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一面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故而,行为主体的愿望也有相应的区分。自由并不是满足碰巧出现的一切(实际的)欲望,而是指向实现真正的、高级的或理性的愿望,这往往意味着不是去“屈从”而是克服低级的和非理性的欲望。而在消极自由的概念中,X是一个如其所是的“经验自我”(或“现象自我”),内部可能存在着多重紧张,但X并不因此而分裂为具有高低之别的双重自我。自我的愿望或欲求是多样的,彼此之间也可能冲突,但它们之间是否有真假、高低或对错之分对消极自由而言并不相关。自由意味着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能。换句话说,自我产生的欲求是如其所是的“实际的(actual)愿望”,而不关心这种实际的愿望(在道德或哲学意义)是不是“真正的(real)愿望”。

   其次,变量Y指X需要免除或摆脱(free from)的障碍。从积极自由的角度看,Y一方面似乎是非常宽泛的。凡阻碍或限制了“真正愿望”得以实现的一切因素都是自由的障碍。这些障碍可以是X内部(生理和心理)的缺陷,或其本身能力的缺乏,也可以来自X的外部(自然的和人为的)。但另一方面,积极自由概念中的Y又相当狭隘。比如,强制未必都是自由的障碍,如果是对虚假、低级和非理性的欲望所施加的限制,那么这种强制不仅不是实现自由需要摆脱的障碍,反而有益于实现自由。而对消极自由来说,“障碍”需要满足一些特别限定才称得上对自由构成了障碍。伯林对Y作出了四项限定,分别是外部性限定、人为性限定、机会限定和重要性限定。Y必须是人所面对的外部障碍,而非其内心的障碍;障碍必须是人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不是自然或偶然存在的;Y不必是对X的实际行动构成了实际的阻碍,只要剥夺或限制了X行动的可能(options)或机会(opportunities)就构成了障碍;被剥夺或严重限制的那些机会或可能性应当是重要的,不仅对X的特定偏好而言,而且在其所处的文化或社会环境中也被视为重要。

   最后,变量Z是指X“得以”(free to)实施的行动或达成的处境(条件)。对积极自由而言,Z具有一种总体性的要求:真正的“自主”,“做自己的主人”或“自我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得以开展或达成与这种总体性要求目标相一致的行动或状态。而消极自由的目标要求则相对含混,Z可以说是获得和维持一个相对不受干涉的独立领域、范围或可能性(“可以打开的门”),在其中X得以如其所愿地做出实际的和潜在的选择。自由意味着拥有足够大的这样的领域,但X未必需要实施行动,其目标也未必是明确的。就变量Z而言,两种自由的概念具有某种非对称性(积极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消极自由则不需要),这是伯林一个重要却未被充分阐明的洞见(本节最后一部分将对此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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